《史記》學的第四次“結集”

  那是陳寅恪先生筆下“群趨東鄰受國史”的時代。日本學者瀧川資言于1934年出版《史記會注考證》一書,日本學界視為奇寶,國際漢學界給予高度評價。于是有“《史記》在中國,《史記》研究在日本”一說。這當然是夸張的說法,未必成立。特別是近數十年來,中國學術大踏步前進,在《史記》研究方面的水平早非昔日可比,對于上說,國人更不必放在心上。然而,瀧川資言在《史記》研究上取得的成就,《史記會注考證》作為近代以來《史記》研究里程碑之作的地位,也都是不可抹殺的。特別是,考慮到自那以后的八十多年間,中國并沒有出現一部同樣性質、同樣規模宏大、同樣富于創見的《史記》研究著作,我們還是不能不感到遺憾乃至汗顏。日前,《史記研究集成》第一批成果面世,中國《史記》學界備感振奮?!啊妒酚洝费芯吭谌毡尽币徽f終可作古了!?在此,我們刊發安平秋、孫家洲、趙生群、徐衛民4位先生的文章,以為讀者介紹這部重要圖書。?????——編者

  由趙光勇、袁仲一、呂培成、徐衛民四位先生主編、數十位學者傾注多年心血完成的《史記研究集成·十二本紀》于近日推出。這套皇皇大作的出版,必定對推進“《史記》學”的發展、對拓展《史記》研究空間產生巨大影響,發揮重要作用。

  有幸先睹為快,茲將初讀的感悟,略述如下。

  一、體例的“集成”與“創新”

  “《史記》學”在我國的學術史上有獨具特色的發展歷程。其中的一個特點就是:每隔若干年,就會有匯總諸家研究成果的“集成”之作出現,從而將某個歷史階段的研究精華“凝練”和“結集”到一起,給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便利。

  “《史記》學”的第一次“結集”,以著名的“三家注”為其標志?!妒酚洝番F存的早期注本,是南朝劉宋時期裴骃的《史記集解》,其次有唐朝司馬貞的《史記索隱》和張守節的《史記正義》。三書原本單行于世,自北宋時被散列于《史記》各篇之下,合稱為“《史記》三家注”。這套早期《史記》注釋結集之作的“三家注”,致力于相關史事的考訂和補正,對《史記》的宗旨、體例等問題,也有探討,對《史記》的整理與傳播,發揮了積極的作用。

  “《史記》學”的第二次“結集”,出現在清代乾嘉年間。以梁玉繩的《史記志疑》(現有中華書局1981年版)影響最大。此書共36卷,是梁玉繩歷時20年、五易其稿完成的心血結晶。它對于《史記》研究,不僅在文字上有探本溯源、匡謬正疵之功,而且在探討史事真相、發掘史學價值方面均有建樹?!妒酚浿疽伞繁徽J定為乾嘉史學的代表作之一。以考據學而著名的錢大昕推崇它可以與“三家注”并列為四家。此書所歸納的《史記》編寫“通例”,得到了學林的高度認可;特別是以史料批判的精神而做“志疑”之說,粱玉繩綜合運用多種資料對《史記》的相關記事做出分析,對習見之說提出自己的不同判斷,尤其令人敬重其見識卓越;粱玉繩對“三家注”等前人研究《史記》得失所做的討論,在對比、鑒別的基礎上,多有推陳出新的實效。所以,《史記志疑》雖然是粱玉繩的個人之作,但是從本書的內容而言,卻無愧于“研究集成”的美譽。

  “《史記》學”的第三次“結集”出現在日本。日本學者瀧川資言(1865—1946)編撰的《史記會注考證》一書,于1934年在東京出版,被日本學界視為奇寶。此書傳入中國之后,反響評價不一。魯實先教授于1940年出版了《史記會注考證駁議》,對該書做了嚴峻批判。日本學者水澤利忠于1957年推出《史記會注考證校補》,針對魯實先的指責,一一加以補正,糾正瀧川資言的訛誤,補出引用文獻的出處,并增補了部分資料,使得《考證》的體例趨于完備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《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》,把瀧川資言的《考證》、水澤利忠的《考證》匯于一編,很便于讀者使用。中國學術界對《考證》的學術價值,有不同層面的肯定與判斷。陳直先生曾經說:“瀧川《考證》一書,其體例以日本官私所藏各舊寫本,鉤稽異同作校字。又用日人及我國注釋史記者,匯合貫串作考證。在校字方面,將刪佚之《正義》,全數補入,在考證方面,采摭眾家,搜羅宏富,是其所長也?!保愔保骸妒酚浶伦C·前言》)

  時光不居,學術日新?!妒酚洝费芯吭谧罱鼛资觊g經歷了新的發展,帶有時代特色的成果不斷涌現,堪稱蔚為大觀。再次“結集”《史記》新舊研究成果以承上啟下、開拓來路,成為學術發展的要求。就此而言,“《史記》學”的第四次“結集”之作,應該出現了——這就是《史記研究集成》應該具備的歷史定位。也是我拜讀《史記研究集成·十二本紀》部分內容之后的感悟。

  如果統計《史記研究集成·十二本紀》所收錄的的研究著作總數,必定是一個龐大的數字,編纂者的意圖是將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精華匯入一書。海量的匯總與收錄,意味著編纂者付出了更多的搜集與涉獵功夫,也是此書具備“研究集成”性質的堅實基礎。廣采學術精華,又以設計合理的框架統攝,使得此書具備了便利于讀者的實用價值。

  此書的編寫體例安排,可謂匠心獨運,在“繼承”的基礎之上,頗見“創新”。在每篇《本紀》正文之前,首列【題解】,收錄古今學人的“點題”總論,可以使讀者了解歷代學者分析司馬遷設置這篇本紀的用心之所在。羅列不避繁復,務在不遺要義。以《五帝本紀》為例,【題記】就收錄了始于東漢應劭、止于今人陳蒲清共計26位學者的論斷。進入《史記》正文之后,每個“問題點”之所在,分別列出【匯?!俊緟R注】【匯評】三個部分,對疑難問題分門別類地加以處理,所列注釋和評點,無一不是精選之文。特別是其中的【匯注】,誠如《凡例》所言,“所有部分,皆不憚其繁,一一羅列各家之言”,極為便利讀者。在正文結束之后,又有《研究綜述》和《引用文獻及資料》兩個部分,各有不可替代的學術價值。由以上所述幾個部分構成的全書體例,立足于為讀者提供盡可能完備的學術信息,提供最有效的使用便利,可謂周備精當。

  二、內容的“兼容”與“開拓”

  所謂內容的“兼容”,主要體現在對不同學術觀點的兼采與包容。試舉兩例為證。一是《五帝本紀》中涉及的上古“圣王”的歷史真實性問題,一直是見仁見智的問題,聚訟紛紜,難有定說。對此,編纂者不強加裁斷,而是在【匯注】和【匯評】中注意兼采各家的不同觀點。既采用顧頡剛等“古史辨派”人物的質疑性論斷,也保留有針對性的駁論。司馬遷在《五帝本紀》篇末的“贊”中“傳疑”而不做明確論斷的態度,古代學者也有精到的議論,編纂者也將之收錄其中。鍾惺曰:“《五帝本紀·贊》不作一了語,其一段傳疑不敢自信之意,往往于運筆虛活承轉處見之。字字是若存若亡光景,使人讀未終而先得之,其引證原委又似歷歷有據,正其不敢自信處。蓋多聞而后能闕疑,多見而后能闕殆也?!脤W深思,心知其意’是作史之本;‘擇其言尤雅者’是作史之法。一部《史記》,要領盡此矣?!保ǖ?92頁)真正善于獨立思考的讀者,閱此數語,就該頓悟研讀《史記》、鉆研古史必須有通達的學識和眼光,不可過于拘泥。

  第二個例子是《秦始皇本紀》中對秦始皇的評價問題。針對“焚書坑儒”之事,既保留了傅玄嚴詞批評之說:“秦始皇之無道,豈不甚哉,視殺人如殺狗彘。狗彘,仁人用之猶有節,始皇之殺人,觸情而已。其不以道如是,而李斯又深刑峻罰,隨其指而妄殺人。秦不二世而滅,李斯無遺類。以不道遇人,人亦以不道報之?!币脖A袅死钯椀莫毺刂摚骸笆蓟食鍪?,李斯相之,天崩地坼,掀翻一個世界。是圣是魔,未可輕議?!保ň阋姷?03頁)編纂者又以《編者按》的形式,發表對此重大問題的看法:“以思想言論罪列于刑罰,著之法律,這應該說是始皇帝的一大發明……始皇帝將妄言、挾書、誹謗、偶語列入法律,且處以族、棄市等重刑,是極為突出的?!?/p>

  《集成》內容的“開拓”,亦所在多有,主要體現在《研究綜述》部分。我們不妨以《呂太后本紀》的《研究綜述》為例,來體悟編纂者“開拓”學術發展之路的追求。全文分為“概說”“本傳的主題是什么”“司馬遷為什么給呂太后立本紀”“如何評價誅滅諸呂?”“本篇的藝術手法”“研究新角度”“從《漢書》看《史記》”和“結論”等八個問題?;蛟S其中出現的個別看法還有從容討論的余地,但是這篇文章確實涵蓋了呂太后研究的方方面面。作者提出的如下結論,我是很贊同的:“呂后去世后,圍繞著權力中心所展開的斗爭,是《呂太后本紀》描述的重心。誅殺諸呂是一場嚴酷的政治斗爭,風云波譎曲折,其文字之張弛有道,人物個性描述之精彩,堪稱千古奇文……此本紀成為絕妙好文,讀之令人難忘?!保ǖ?86頁)我今年剛剛出版了一本小書《西漢朝廷“大洗牌”——漢文帝入繼大統前后的政治博弈》(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,2020年6月),許多史料來源于《呂太后本紀》,我對其中一些問題的思考,也和《研究綜述》作者有相通之處,由此也就更能體悟作者用力之勤和探求之深。(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)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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