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宓的國學觀

  吳宓是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學人。他在1922—1933年間主編《學衡》雜志,踐行“昌明國粹,融化新知”的學術宗旨;1925年參與籌辦并實際主持清華國學院工作,短短一年間清華國學院從無到有并在中外學界形成了深遠的影響力。那么,吳宓對國學的楷定及其內在精神義理的發明,便顯得頗為重要。

  如何定義國學,吳宓1925年9月在《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》中說,“所謂國學者,乃指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而言”。此一“學術文化全體”,雖仍指向經史子集的“四部”之學,但吳宓顯然有其獨特的理解。他在《悼柯鳳孫先生》一文中發明道:“經”為形而上的普遍真理。經言理,史述事;理在普遍永久,事屬變動偶然,故一部“二十四史”即為經之理的具體實證。子部是個體對“宇宙人生自然全部之觀感印象而組織成一系統者”,故其相對于經部真理的普遍性、史部的社會整體性而言,當位居于經史之下。而集部個體性、情感性的屬性,使之相較于子部的理智而言,又當在子部之后。由此,吳宓對“四部”之學內在秩序和邏輯的闡發,已然溢出傳統學術的視野,而呈現為中西學術會通的觀念自覺。他的講經論理——“萬事萬物之本原”“普遍永久”之理,實接近于西哲柏拉圖的“理念世界”;而他所謂的遍布宇宙間的真實本體,為一切萬有之根源的“真如”,又近乎佛教的華嚴境界。因此,吳宓說中國學術系統的“分類及次序,實含有深遠之至理。以普遍之標準(綜合中西古今,或超一時一地)評察之,可明其意義及價值”,信可謂也!

  更進一層,傳統儒家認為“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”,中國學術文化的內在精神又必然寄寓在典型人物身上。所以他說:“中國學術史中之典型人物及偉大作者,必由此系統而產生,亦非遵此系統莫能造成……并包含一種理想與精神,其所希望造成之人物,簡言之,為(1)內圣外王,德行兼備;(2)誠意正心修身治國平天下;(3)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;(4)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。此種理想人格,乃中國學術系統應有之產物。而學術系統與理想人格,二者實組合一體,交相為用。惟有此種系統乃能產生如此人格,亦惟有此種人格,乃能證明此系統之成功及其存在之價值?!蓖砬逡越?,中國舊有的學術系統正在遭遇重大沖擊,這在夙持古典人文傳統的吳宓看來,該系統將與其“所造成之理想人物,恐將從此而斬”,這恐怕也是他一再致意“老師宿儒明賢碩學”的深意所在。吳宓盛贊曾國藩為“中國近三百年中值得吾人崇敬之人物”,推譽柯劭忞“中國學術系統人格規范,則更純乎其純者也”,深信王國維“實亦恪遵中國學術系統而歆慕該系統所孕育之理想人格者”等,正是他從中國人文精神發揚處的立論。

  “觀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”,中國的原始儒家本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取向。作為親炙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中國弟子,1921年吳宓留學歸來后,在新人文主義的統攝下,闡發中國圣賢哲理和文藝美術精神,是其國學觀的特殊之處。他解釋道:“夫西方有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,東方有釋迦及孔子,皆最精于為人之正道,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。且此數賢者,皆本經驗、重事實,其說至精確,平正而通達。今宜取之而加以變化,施之于今日,用作生人之模范。人皆知所以為人,則物質之弊消,詭辯之事絕,宗教道德之名義雖亡,而功用長在,形式雖破,而精神猶存,此即所謂最精確、最詳贍、最新穎之人文主義也?!币钥酌蠟榇淼娜寮胰宋膫鹘y,實是新人文主義思想資源的重要部分之一。吳宓在中國倡導新人文主義,自然也要首先基于儒家立場,進而會通古希臘以降的人文主義統緒以及佛學的精義微言。

  但中國在由傳統向現代轉換的進程中,最精于為人之正道的儒學卻遭到過激派摧枯拉朽般的攻詆。對此,吳宓強調要一方面發掘中國人文傳統中恒在的精神價值和現代意義,一方面吸納融合異質文化中的合理成分,進而推進中國文化的生新與創造。他說:“孔孟之人文主義,原系吾國道德學術之根本,今取以與柏拉圖、亞里士多德以下之學說相比較,融會貫通,擷精取粹,再加以西洋歷代名儒巨子之所論述,熔鑄一爐,以為吾國新社會群治之基……所謂造成新文化融合東西兩大文明之奇功,或可企致?!眳清抵跃哂袣v史的、開放的人文視野,是因為他堅信中西方在道德、心性、論理、治道等方面均是建立在同而不異的人文基礎之上。

  吳宓國學研究的現實旨向,意在求“歷史的綜合與中心學說之造成”。1926年1月,吳宓在清華《研究院發展計劃意見書》中指出今日國學研究的兩重目標:第一重是對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,運用現代學術理念、方法進行整理綜合,并從中發明中國經史文藝特有的精神和價值;第二重是在人文主義的視域下,立足現代中國,以儒家學說為根本,秉持對中西方道德倫理趨同的人文確信,折中調和,斟酌去取,嘗試建構起一套具有普適價值的道德、社會和人生的新秩序。這也是吳宓欲“造成一中心之學說,以定國是”和對全世界迷亂紛爭或有所貢獻的具體所指。為此,他一再說:“將來世界文化必為融合眾流,而中國文化之特質,厥為納理想于實際之中之中道。吾儕就此發揚光大,使中國文化得有以貢獻于世界,是為吾儕之真正職責,亦不朽之盛業?!?/p>

  很顯然,吳宓所懸設的國學研究目標,不盡然是中國文化全體的事實,更關鍵在于事實背后的獨特精神,以及其中所蘊含的現代性價值,而這必須建立在國學“高深專題研究”的基礎之上。但吳宓的國學觀又要求它必然落實到社會實踐中,所以他格外強調“教授普通國學”的重要性。吳宓本欲借此“為中國養成通才碩學”“造就正直高明之士”,以轉移社會風俗,培植民德民性。他說,這是清華研究院對于國學、對于社會,對于中國前途,所應負有的重大責任。如果說,吳宓兩重研究目標是“體”的話,那么對于通才碩學的培養便是“用”了,體用兼備,本末一貫,方是吳宓國學觀的完整體現。

  職是之故,吳宓的國學觀可綜括為:在以儒學為根本的人文主義視野下,在傳統向現代轉換的歷史進程中,因循中國學術系統的本然結構,擷取孔孟往圣之人文精粹,復參照于西洋的道德哲理,綜合貫通以求取中國文化之真精神,并進而建構起一套具有普適價值的道德、人生和社會的新秩序。

  (作者:黃彥偉,系河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)

  

Comments are closed.

广西星悦麻将河池版 欢乐捕鱼人破解版 白山视频游戏视频 江苏7位数历史开奖号码 内蒙古11选5玩法介绍 2012体彩排列5 上海明星麻将苹果版 江苏麻将app 琼崖海南麻将群 江苏十一选五乐3玩法 香港免m资料二肖博三码 游戏天津麻将哪个好玩 优乐麻将为什么打不开 娱网棋牌步步为赢 11选5最牛技巧 pc蛋蛋预测天涯 浙江体育彩票20选5